伴生活

◇朱正球

今年芒种前一天，我来到原永和三大队一位陈姓农民家寻找元麦穗。老两口很热情，马上停下手中的活，带我去田中寻找。陈老伯说，今年种得少了，只种了不到一亩，往年都种六七亩元麦。元麦子很畅销，六块钱一斤的麦子都抢来要，连城里人都特意寻来买，说是我种的麦子，煮成饭后比超市里买的还要好吃。我问他后来为何减少种植面积了？陈老伯告诉我，现在老两口都八十多岁了，做不动了。种得少还可以同人家伴生活做，可种六七亩地，哪里伴得过来。

陈老伯所说的“伴生(读“商”)活”，顾名思义，就是陪伴他人一起干活。这种带互助性质的协作方式，只有一家一户单干时代才有。

伴生活这一互助形式，最早出现于抗日战争后期。当时，日寇三天隔两头下乡扫荡，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民不聊生，百姓生活艰难。

1944年，苏中行署召开了第二次行政扩大会议，提出力求使根据地的生产、生活达到自给自足的号召。根据这次会议精神，各区、县、乡三级都设立中上层人士参加的生产建设委员会，从组织上保证对生产建设的领导。组织根据地村民开展大生产竞赛活动，根据地生产自救运动蓬勃展开。

大生产运动中，根据地虽已实行土地改革政策，农民拥有了自己的土地，但当年，抗日战争形势吃紧，战争不断，农民十分贫穷，农业生产力落后，许多农户甚至连像样的农具都没有，许多农活靠单干很难完成。同时还发现，烈军属、抗属、残疾军人，碰到挑粪、掘泥、斫柴等重体力活，就无能为力。各级生产指挥组织，就动员民兵及干部和农民积极分子，组成伴工小组，无偿帮助军烈属、抗属、残疾军人完成这些重体力活。伴生活由此诞生。

地方民兵组织当时还担负着抗击日寇扫荡的斗争任务，民兵下地劳作时，武器必须随身携带。而一家一户劳作，又不便统一指挥。因而每个民兵组织都以小队为单位，相互伴来做。今天一起先种这位民兵家的地，明天去种另一家民兵的地，这种伴生活，既有换工性质，又有互助性质。到1945年8月，据当年东南行署统计，吕四、海中、海东、启西、启东等区，伴工组成员有近370人。

新中国成立后，新政府大力提倡这种带互助性质的伴生话。伴工小组星罗棋布，花开全国各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伴工组统一更名为互助组，并成立互助合作社。

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土地归集体所有，伴生活也戛然而止。直到改革开放，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伴生活才又焕发了生机。虽多实行以工换工等值交换的互助形式。但不管怎样，这种互助方式是有利于农民的，也有利农业发展，应继续予以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