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的那级阶梯

蒋长云

午饭后散步，到申大烟酒店里发会儿呆。见一个满头白发的瘦弱老人躬着背走进来，在烟柜前来来回回地扫寻，寻了很大一会儿，一言不发，又转身怏怏地离开了。

我问申老板：“你咋不招呼客人呢？那老人家在寻啥？也不见他问。”

“不用招呼，天天来，很熟悉的陌生人。这条街上大大小小的烟店，他每天都会去寻一遍。他要寻低价烟，10块钱以下的，越便宜便好。但现在我店里没有，你看他很失望的样子，估计一路寻过来，都没有。也挺可怜的，这么大年纪了，戒又戒不掉。”

“你不能多进一点低价的烟来么，为民服务的宗旨还是要坚持的。”我打趣道。

“我倒是想进，但你不知道现在低价烟有多紧俏，很难进到了！经济好，有钱人多，烟价一路向上，再贵也有人要。什么牌子的烟都升级换代，出精品烟了。我猜烟厂已不情愿生产低价烟了，一样的设备、一样的工人，电费、工资一样付，生产几块钱一包低价烟，不是傻么！烟又不是口粮，还不到政府限价的地步，所以低价烟确定越来越难弄，将来可能还要少。”申老板同情而又无奈地说，“你今天只看到了一个人，其实有很多人这样低头进来，低头出去，有时看到店里有人，还不好意思进来！”

下班回家，在路边菜摊上买菜，卖菜的老奶奶在寒风中迟缓地择菜、称菜、装菜……磨磨蹭蹭好一会儿，我拿出手机等扫码。老奶奶恳切地说：“小伙子，阿可以付现金啊？”

“哟，不好意思，我真没带现金，好久不带钱包了。”

老奶奶一脸无奈、极不情愿地拿出一张脏兮兮的印有二维码的纸。

“这不是有么！老人家，扫了码，钱到你码上，你一样可以扫着用，很方便的！”我认真地跟她普及相关知识，又给她看付款成功的屏显。

“小伙子，手机我没有的，这张纸是我儿媳妇给我的，这钱你其实是付给了她，回去她要不给我，我也不好意思问她要啊！”

我顿时语塞，无言以对。一手交货一手交钱，最原始的交易方式，延续了几千年，到了当今移动互联网时代，变成了一手交货一手扫码。我们有幸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变革、并享受着变革带来的便利，而我眼前的这位老奶奶，却被无情地挡在了互联网门槛的外面，而且显然已很难回到原来的世界去。

回家路上，我总想着这个事，觉得有关部门应该考虑设计并推广扫码变现服务才好。

晚上，灯下翻杂志，偶见一社科类的调研报告，比较上海和深圳的创新能力。说上海各方面的条件都不逊色于深圳，但是创新方面似乎没有深圳那么有锐气。分析比较了诸多的因素，最后发现一个比较重要的、但又似乎与创新不直接相关的差异——深圳有“城中村”而上海没有。

城中村，鱼龙混杂，棚户遍地，治安不好，居住也不好，历来是各个城市市政改造的首要目标。而作为北上广深之一的深圳，发展到了今天，如何还容许城中村触目惊心的存在，城中村又何以成为创新锐气的一个因素？

社会学家解释道，城市居住成本历来是高的，所谓居大不易。经济越好，城市的吸引力越大，居住的成本就越高。年轻人刚踏上社会，如果没有父母的资助，要在北上广深这样高房价的大城市生活下来，压力山大。有数据证明，许多名校毕业的青年才俊第一份工作在特大城市，不到两三年，许多选择了逃离北上广。留下来的，多数是父母给他们置办好了房产。而这些孩子，衣食无虞，养尊处优，享受着大都市的繁华，生活无压力，工作自然就少了动力。青年人都没动力，一个城市的锐气就收敛了许多。

深圳这个年轻的城市可能更懂年轻人，有意将城中村像湿地一样保留下来，让怀揣梦想的雏鹰有个落脚起飞的地方。这里生活成本低，容许你草草安顿，容许你慢慢成长，栖身低矮棚户的青年，遥望着高楼广厦，无穷的憧憬和向往升华为积极向上的能量。终于有一天，雏鹰变成了雄鹰飞向了更高远的天地，空出来的城中村继续接纳着新一批雏鹰。如此循环往复，城中村像是成功者的培育基地，也成了城市不断向上向前的引擎。

社会就是个阶梯，各个层级各得其所，也激发不断向上的正能量。最低的那级阶梯得确保让人够得着，好让边缘人不止于出局，好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开花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