棚内棚外

“边吸毒边消毒”的内参片

那时的内参片译制工作总是搞得神秘兮兮的。上译厂万航渡路大楼阳台通上面录音棚的小楼梯上还挂着一块“非工作人员请勿上楼”的牌子，所有参与配内参片的上译厂和上影厂的演员都是在被安排配某部戏时才知道那部戏的内容，没戏的时候他们就不能进棚，也不能打听，任何人回家都不可以透露任何有关内参片的事情给家人朋友听，更不可以把剧本拿回家，而每次内参片译制完成后厂里只留一本剧本存档，其他的立即上交并销毁。

1971年，北京发下了一部长达三小时的影片《罗马之战》给上译厂，还要求十天内完成整部影片的译制工作。由于剧本不许拿回家，演员又需要时间准备台词，厂里就在厂区大楼里临时准备了男女宿舍各一间，让所有参与内参片的演职员带好毛巾、牙刷、替换衣服住在厂里，大家要么打地铺，要么就睡在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双层床上。苏秀记得那年市场上桃子特别多，大家就一脸盆一脸盆地买回来吃。在那十天里，大家除了录音、吃饭、睡觉，其他什么事都不干。

在集中大批精兵强将搞内参片的时候，为防止译制片的演职员受资本主义电影“流毒”的影响，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驻扎在上译厂的工宣队和军宣队针对每一部内参片都要组织参与工作的相关演职员搞大批判，大家“边吸毒边消毒”。而大批判需要有人牵头组织，这时他们想到了曾在奉贤干校组织过“大批判”的孙渝烽，于是他就成了厂里的“大批判负责人”。每次完成译制工作后，孙渝烽就要组织所有参与该片的同事对他们所配的影片进行批判，人人发言，个个过关，口诛笔伐，人仰马翻，且每部影片的翻译、导演、主要演员还要进行重点发言。当时每当安排好一部戏的演职员名单后，孙渝烽就得忙不迭地打听是谁配主角，然后就跟他们打招呼，请他们准备后面的批判发言。后来由于来的片子太多了，最忙的时候厂里要同时配好几部戏，孙渝烽就请示工宣队和军宣队：“是否可以二三部戏合并一起批判？”对方回答说：“可以。”于是后来就一直这么做了。

当时大批判所用的语句无非是什么“麻痹劳动人民，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搞阶级调和，宣传剥削有理”等几句车轱辘话。有一次，黄佐临先生在演员休息室里坐在孙渝烽旁边的沙发上，在场的还有上影厂老演员高博。当时高博悄悄地跟孙渝烽说：“小孙啊，这些稿子你都留着，将来换个片名和主角名字就可以了。”佐临先生看着高博笑笑，然后碰碰孙渝烽：“小孙，他说得有道理。”

我妈记得有一次他们配的法国电影《漂亮的朋友》里有一支曲子旋律挺好听，于是就有人轻轻哼唱了，但却不知怎么就让军宣队听到了。他们马上如临大敌地说：“有的人配了片子就哼里面的歌了，不知不觉就受了影响，中毒了！”

当时每天早晨8点至9点厂里还有个“天天读”——就是全体演职员每天一上班就要读一个小时的“红宝书”。但在那一个小时里，大家基本上也就是戏少的打瞌睡，戏多的背台词，手里上面是红宝书，下面是剧本。由于读完红宝书之后的9点整就要进棚录音了，而大家在正式录音前都要准备台词，所以就借读红宝书的时间偷偷准备了。那时厂里那些根本不懂艺术的工宣队师傅还会在业务讨论会上不懂装懂地指指点点，有时导演定了配音名单交上去后，工宣队师傅也会煞有介事地指着名单发话：“哎，这个人你可要考虑一下。”而老厂长的应对策略就是跟工宣队打马虎眼。遇到那种场面，他就坐在那儿跷着二郎腿，不疾不徐地回答：“哎呀，这个人嘛，思想上和艺术上要相辅相成的，可以提一下，让他注意点。你说政治上是吧？也让他注意点嘛！这个戏就让他试试看，我们在录音过程当中批判一下。”于是通常也就这么过了。在整个“文革”时期，陈叙一经常拿这种话与工宣队和军宣队周旋。由于他打马虎眼的功夫“博大精深”，游刃有余，有些老演员就笑称他为“运动老狐狸”。

在内参片的鼎盛时期，上译厂每年要译制多则四五十部、少则二三十部的外国影片。跟搞样板戏一样，那时上海搞内参片时就算不是“举国体制”，也至少算是个“举市体制”了。此外，一到任务集中的时候，全市几乎所有电影、戏剧、外语方面的大腕都会被召集来帮忙，于是万航渡路大院里一时间是群贤毕至，厂里是一派“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景象。我妈记得其中有一次上影著名演员达式常甚至是被上译厂从电影《难忘的战斗》拍摄现场临时调来的。那天达式常还穿着戏装，一身戏里角色的解放军军装，打着绑腿，等他的戏一配完，人就马上又被汽车送回拍摄现场去了。

有段时间里曾经有过好几部内参片同时到达的情况，陈叙一自己来不及翻本子，而已经借在上译厂工作的孙道临先生又要翻又要导又要配也来不及，因此就导致了剧本积压，于是英语功底深厚的张骏祥先生、黄佐临先生以及上海外语学院的几个大牌教授都被请来帮忙翻剧本了。后来黄佐临先生的女儿，上影厂著名导演黄蜀芹在她的文章里特别提到这件事，说她很感谢上译厂给了她父亲这个工作机会。到上译厂翻本子看戏是那个时期令“牛鬼蛇神们”颇为艳羡的“美差”，她父亲在那段时间是比较愉快的，这让佐临先生暂时摆脱了作为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黑线人物整天被批斗的命运。佐临先生后来说：“我总算还做了点业务的东西，而且我还能看到片子。尽管大批判时也还要说上几句，后来就好了，所以我感到是译制片厂让我追回了失去的青春。”

（二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