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痕印迹绘人生

施伯冲

人们很难想像，丁立松创作发表的水印木刻版画多达400多幅，套色木刻主副版按三套算，1200多张模板堆积场头似一座小山头，如此规模的水印木刻在胶印的现代不可想象，即使木版印刷的宋代亦并不多见。试想一块块模板的精雕细刻，一层层水印的拓扑渲染，加上肌理润色极为考究，创作一幅精品力作经年累月司空见惯。何况版画与一般的油彩画不同，仅仅靠一支画笔不行，还得有方口刀圆口刀之类的辅助工具，着色套印很吃功夫。倘若画家有几幅或数十幅版画出版已属了不得，而丁立松竟有数百幅作品问世，那可是他从事六十年水印版画的见证，在全国的美术界实属罕见。难能可贵的是他理论联系实际，将版画虚实相间的造诣融入了艺术技巧的实，创作思想的新，在学术的层面上将水印版画的传承推向极致。近期的《人民周刊》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项目专辑，推介相关项目的领军人物，丁立松作为水印木刻传人不同凡响。

丁立松的上述作品，相当部分参加了国内外美展，被中外美术馆、博物院、图书馆收藏，并多次获得国家级的金奖银奖及鲁迅版画奖。作为启东版画院首任院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国家一级美术家，中国美术协会理事，南通版画协会副主席，他创作的第一幅作品并不是水印木刻。

75年前，丁立松与刻刀结缘，那是刻木戳子醮豆沙在馒头上打红印，以示甜心的。11岁那年，他见到堂兄从南通师范带回的木刻作业本，才知道刻刀除了刻字，还可以刻图，印出的画面很好看。他报考南通师范，为的是可以在课堂上学木刻，谁知道所学的专业是怎么当老师，木刻作业仅是选修课，只能在图书馆找到一些零星的木刻资料，全凭自学临刻体会，从此与一把木刻刀结下了终身的缘分。

1958年，丁立松从南通师范毕业，除了拿到一张毕业证书，就是在《南通日报》发表了第一幅木刻作品《南通人民公园一角》，六天后他带着这张油墨飘香的报纸来到启东教育局报到，从此成为“木屑花”小组的骨干成员。当时他只知道油印木刻，并不掌握水印木刻的技巧，直到四年后有机会观看陆地、吴俊发、黄丕模、张新予等在吕四渔港写生后的水印木刻全过程，才大开了眼界，使自己的作品有了质的提高，《风车》《罱河泥》《田间课堂》等多篇作品在《雨花》杂志和《新华日报》发表，在当时的黄海之滨名噪一时，崭露头角。作为20多岁的年轻教师，他对版画艺术满怀虔诚，意识到油印与水印的大不同，从此把对水印木刻的技艺追求当作自己毕生的主攻方向。

丁立松庆幸自己有缘来到这片洒落南黄海阳光的东疆新土，与他血地的“老土”相比大不一样，有着异样的新鲜感。东临黄海，南靠长江的水环境，岸堤下辽阔的沙滩、浩瀚的大海、浪花的绽放、海风的拂面、牛车的辙印，还有江畔起伏的芦荡，构成了水天一色的特有景观。他陶醉于其间，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壮美，在他各个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中，不难发现上述的素材在他的刻刀下得到再现，产生了别具一格的水印效果。

丁静时总结父亲的创作特点，那就是在平凡的生活中发现美，表现美，揭示美的深邃和内涵，让人们在欣赏的同时获得某些启迪。他勤于思考，勤于探索，总在创作的形式和技法上有所突破。丁立松说，写实的作品形象具体生动，可以营造意境或情趣，富有感染力，因而容易打动观众。丁立松在1972年创作的《芦荡鸡鸣》，下乡采风速写了五幅素描，创作时都派上了大用场，较好地体现了他的这一创作理念。他回忆当年，坐着现在见不到的二等车，来到长江中的“五七”农场，像一只饥饿的猎狗，目光四射，敏锐地捕捉周围的景物。他见到连接江堤的小水闸，心想也许创作用得着，当即下车画了下来。摆渡来到农场收花部，见到简陋的门楼旁挂着一只高音喇叭，以为抓到了那个时代重视政治宣传的特征，将喇叭移到花部前的电线杆上画了下来，后来这根电杆竖在鸡场山顶式的大门内，以喇叭配合鸡鸣相得益彰。在场部去办公室途中，他看到江堤上下坡的芦苇被风吹着像波浪一起一伏，好不气派，很是好看。沿路见到一垛垛拢起的芦苇，他都一一收入速写簿中备用。第二天一大早，他赶往鸡场，太阳从江面上喷薄而出，霞光满天，逆光中的鸡成剪影状，受光面随着鸡的活动在闪烁着，明暗对比分明又协调，很适合用深浅不同的灰色来拓印。冒着刺骨的寒风，手都要冻僵了，但他仍然不停地画着各种各样的鸡，一整天画了上百只，不放过每一个动态的细节，还画了食槽、水盆，以及喂鸡姑娘腋窝下的畚箕。创作需要想象，丁立松的想象建筑在扎实的速写基础上，出手的东西自然不一般。堆在芦荡的那几幢砖头，丁立松是在创作的过程中跨出文化馆大门意外发现的，只是平时没在意，此刻他惊讶地发现了砖幢的美，那一叠叠整齐交错的灰砖，岂不就是为他的芦荡准备的。只是拓印时出了一点小小的意外，后来将灰砖改成红砖，与点点鸡冠相协调，又与初升的太阳相呼应，整个画面顿时生动起来。

丁立松早期的水印木刻，很大部分保存着写实抒情的特点。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打靶归来》《银河生辉》《芦荡新声》《炎夏乐章》《牛糸列·奔》《甜蜜蜜酸溜溜》等，标志着启东版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表现在艺术的深化和形式风格的独创性，构图章法、艺术造型和色彩运用，以及版画语言和多层次的拓印技巧，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江苏版画院张新予院长，在二十年前肯定丁立松是江苏水印版画初创时的骨干，是启东版画的主将。他的作品的共同特点是水印技法超群，作品清新秀丽。1964年的《打靶归来》，开创了建国后南通美术作品入选全国美展的先例，1984年的《炎夏乐章》获全国美展铜奖，并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开启了南通美术作品“文革”后在全国美展得奖的先例。辉煌的业绩促成了全国第一家县级市的版画院诞生，丁立松担任了启东版画院首任院长。

丁立松在院长任上很注重理论研究，与启东老中青三代的专兼职画师团结奋斗，总体艺术水平达到了新的高度。他自己并不满足于一种表现形式，而是不断地探索水印木刻多种的表现方式。他说：印痕是版画的本质特征。不论是自然的还是人工的印痕，对版画的质量影响不可低估。刀痕是人工的，木纹或其他肌理则是自然的。水印版画因为是湿印的，纸张在拓印过程中都要处于潮湿状态，对版面上的痕迹具有极其的敏感性，又由于纸张的水分干湿程度不一，所印出的肌理软硬也不一样，因此更具有特别的情趣，为其他的画种所没有。他用22年时间探索弱化版画深度的效果，追求平面感，以强化作品现代感，但他对水印版画材质肌理的效果探索，55年来从末停止过追求的脚步。

九十年代至今，丁立松的作品更向它内涵的深度跃进。这方面的代表作有《惊叹号》，画面堆砌一堆杂陈的枕木，是那么横七竖八地叠加在一起，可以想象时代的列车曾经在这些枕木上驶过，车轮碾过的枕木上留下了多少时代的印记，也好像默默地诉说着什么。这使人感到每一个枕木似一个个不同寻常的惊叹号。我们仿佛听到呼啸而过的列车，奔向一带一路的远方，将中华民族的智慧财富运往遥远的四面八方。与他早先的同类题材《路》相比，内涵毕竟大不同：画面上的路在高高的山岗上忽隐忽现，能想象攀登者的艰险，只有不畏困苦的人才有希望到达笼罩红霞的顶点；而《惊叹号》反映的不仅是人生之路，还融入了更多的时代内容，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南通师院美术系主任师铁岭评价丁立松的作品，达到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三者完满的结合，极具版画艺术的审美价值。他以“木屑花”小组成员的身份，见证了丁立松在筹建启东版画院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认为老丁不仅是我国著名的版画家，而且还是著名的版画活动家，为江苏乃至全国的版画事业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中国美协版画艺委会主任宋源文，称赞丁立松从艺六十年，始终在黄海之滨坚守一方生活基地，为美术普及做了大量工作，为启东版画群体事业发展不遗余力，这在中国版画界是少有的个例。江苏版画协会会长吴俊发，当年指导丁立松起草“筹建启东版画院”的报告，见证了版画院从无到有的艰辛，认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丁立松看上去并不显老，实际年龄与生理年龄不相称。人们常见他从“奋蹄居”楼下的车库推出一辆陈旧的自行车，豁腿上车，灰白的脑袋在摇晃的车龙头上方一耸一耸的，使人想起小巷间踏三轮车的车夫。作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国家一级美术家，丁立松作画的装束可不是这样的，衣着简洁朴素，说不定还会赤膊上阵，手执喷壶面对画桌吞云吐雾的忙碌。他身后的墙壁戤着一大片待用的木板和半成品的画作，案头摆着五彩的调色盘、林林总总的木刻刀具，这些不起眼的玩意儿可是他缺一不可的心肝宝贝。

丁立松在北京的房山区还有一处“信步斋”，与“奋蹄居”一样的摆着画桌和作画工具。有人出资三百万元他不卖，有人月租8000元他不租，说要给全国的版画界留下一块活动的阵地。丁立松数十年来深受水印木刻版画无限魅力的吸引，跟随吴俊发、黄丕模等先生致力于水印木刻的实践，积累了一些经验，萌生了写一本水印木刻技法书的构想，一晃30多年过去了，此事一直撂着没能落实。退休后，上海、北京、合肥等地邀请他作讲座，于是他将积累的水印木刻技法随笔资料加工整理，试讲后效果不错，因此有了《水印木刻艺术技法与创作》一书的出版。此书在水印木刻界堪称经典大作，弥足珍贵。